——訪bp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戴思攀（Spencer Dale）

楊娜

(相關資料圖)

近日，bp攜手浙江省能源集團拓展中國天然氣市場，引發能源領域關注。

近年來，LNG進口已成為滿足中國天然氣需求增長的重要載體之一。但是在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國該如何考量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最佳表現形式又將是什么呢？bp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戴思攀在6月北京之行的采訪中，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

中能傳媒：您曾經指出，中國是全球能源產業的樞紐和中心，俄烏沖突和美國通過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會影響全球的能源格局，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也會放緩。那么，全球能源市場的變局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和之前比會有什么樣的不同？

戴思攀（Spencer　Dale）：過去一年發生的事件提醒我們，轉型還需要考慮到能源的安全性和可負擔性。能源系統的三個維度，即安全性、可負擔性和可持續性共同構成了“三重挑戰”。任何成功和持久的能源轉型，都需要“三重挑戰”的全部三要素。

能源安全最佳表現形式是整個能源體系的脫碳。為此，我們需要更多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能、核能和水電等。這些非化石能源，其實往往都是國內就能生產的。所以，實現國家能源體系脫碳化，自然就會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更多的能源可以是國內生產、國內消費的。

各國出于能源安全的考慮，都想減少對進口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度。所以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提高自己的能效，使自身的能源需求增長不會那么快，甚至是減少；二是減少石油、天然氣這些能源的進口，轉而增加國內能源生產，而國內要增加能源生產，通常要依賴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從而助力能源轉型的實現。

中國70%的石油、40%的天然氣依靠進口。因此，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能源安全問題，采取了一系列防范風險的舉措，希望通過支持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解決能源安全問題。為什么中國政府支持新能源車的發展呢？一方面，新能源可以幫助我們獲得藍天，可以減少空氣污染；另一方面是因為電動汽車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汽車生產的工業基地、提供就業，同時也可以減少對石油的進口。我們可以利用國內生產的電能來替代石油。所以，我的理解是中國在交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國政府非常理解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大力鼓勵電動汽車的發展。

我相信，中國政府對能源安全有深入的理解。如果全球化放緩、供應鏈縮短，我們要更加關注的就是國內的韌性，將對中國帶來一定的挑戰。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國有很大的出口份額，這將是中國面臨的新的挑戰。

中國經濟復蘇會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能源需求產生重大影響。我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的經濟復蘇很不錯。我也多次強調，世界上這么多國家，中國最關注非化石能源的生產，中國政府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我們預計，到2050年，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將跌至5%~20%，到2050年中國碳排放的降幅將超過50%，在快速轉型和凈零場景里，中國的碳排放將較2019年的水平分別下降92%和99%。在新增核電站投資的推動下，2050年中國核能將增長四倍，從當前的約3艾焦增長到12艾焦~15艾焦；到2050年，中國捕集的二氧化碳量將超過1吉噸。

中能傳媒：今年以來需求疲軟導致煤炭、石油天然氣它們的價格大幅下滑，特別是一季度以來天然氣價格回落非常明顯。一年前，大家在擔心俄烏沖突導致的全球天然氣供應問題，現在可以說歐洲和全球的天然氣危機過去了嗎？

戴思攀（Spencer　Dale）：從能源視角來看，俄羅斯能源供應的擾動以及由此導致的全球能源短缺似乎有可能對能源系統產生長期重大影響。

我覺得，現在下定論是否已經渡過了這場危機還尚早。比如說去年歐洲的冬天比較暖和，所以我們對于天然氣的需求沒有事先設想的那么大，從而緩解了我們的危機。同時天然氣價格昂貴，抑制了對天然氣的需求。歐洲去年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因為有利可圖使世界各地LNG都賣到歐洲來了?，F在冬季已過，天然氣的儲存水平又高，所以歐洲天然氣價格甚至比亞洲還要便宜。如TTF、JKN價格，都首次出現了歐洲比亞洲的天然氣價格還要便宜?，F在那些LNG巴不得賣到亞洲來。但是仍然有一些隱患，就歐洲來說我們畢竟喪失了130~140BCM天然氣供應，全球的LNG供應卻沒有同步增加。

我們知道，風能和太陽能的大幅增長，并不能夠抵消天然氣供應的減少，冬季還有可能會出現天然氣的短缺。這個決定性因素，主要是取決于冬天是不是冷。

所以我的預計是天然氣的結構性短缺在未來3~4年仍然會存在。除非，我們能夠看到新的液化天然氣供應市場，或者是替代能源產生，比如說風能、太陽能裝機容量大幅增長。但是風能、太陽能新建項目需要時間，新的液化天然氣建設也需要4~5年。所以現在講危機是否結束還過早，如果冬天過冷，我們還會看到天然氣需求的大幅上升。

中能傳媒：您在《bp世界能源展望》2023版報告中指出，現在碳預算正在耗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拖延的時間越長，造成的經濟社會成本就越高。在您看來如何來平衡經濟性，就是可負擔性與安全、更低碳這兩者之間的平衡？

戴思攀（Spencer　Dale）：今年的《bp世界能源展望》將能源轉型面臨的挑戰描述為“安全”“可負擔”“更低碳”的“三重挑戰”，更加看重能源的安全性和經濟性。

經濟性問題非常關鍵。我們看到關于經濟性的一些分析，這些分析都告訴我們，總體來說能源轉型是比較缺乏經濟性的。但是這需要我們全世界的接受。能源轉型需要投資，我們將大部分收入用于能源轉型，我們必須為能源轉型提供融資，這就是要承擔的成本。

另外，能源轉型也需要發達國家提供融資給發展中國家，否則發展中國家就無法承擔能源轉型的成本。能源轉型會使所有國家都獲益，所以發達國家應該提供資金。

另外非常關鍵、清晰的是，行動延遲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果你認為今天的成本過高，再等5年成本會更高，所以最理性的做法就是現在就采取能源轉型的舉措，快速地采取行動，選擇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現在就采取行動。

中能傳媒：您覺得我們會看到更多類似美國《通貨膨脹削減法案》的出臺嗎？

戴思攀（Spencer　Dale）：我個人認為是會的。

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即使美國這樣的法案是最大規模、最雄心勃勃的政策，但在全世界范圍內大多數專家仍然認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不足。也就是說想要讓美國去實現自己的國家自主目標——2030年碳減排達到55%仍然不夠，盡管這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所做出的最大膽的規劃之一，但還是不夠。這就說明更多的政策還會出臺。第二是西方國家都承認，能源安全離不開政府發揮政策的作用，現在我們就更認識到政府出臺相關的法案、法規、政策的重要性。

中能傳媒：今年10月1日，歐盟碳邊界調節機制將正式開始運行。該機制對電池和原材料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都提出了要求。請問您怎樣看待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

戴思攀（Spencer　Dale）：我們把碳邊境調節機制叫CBAM，它的影響會在2026年更加顯著。

CBAM的目的很清楚，比如說你是歐洲國家，歐洲國家對自己本國的工業征收很高的碳稅，這個歐洲國家又允許別的國家向自己出口，別國的制造商沒有這方面的碳稅，這就會使得歐洲的企業處于一個非常不利的競爭的位置。比如說我是開一個石油煉油廠的，我們煉油廠這里所在地方征收的碳稅就很高，我就希望我的煉油廠搬家，不在歐盟待著，我在別國煉油出口到歐洲，這樣我們的成本反而更低。這樣對歐盟就有兩個影響，第一是這些產業的外遷，第二是本國市場上銷售的油仍然是碳含量比較高、碳足跡比較多的產品。基于以上理由，我能夠理解，為什么歐盟要出臺這種碳邊境調節稅，就是使本國的企業仍然具有競爭力，同時又希望能夠逐漸減少我們所銷售的產品碳的含量。但是它也有矛盾，征收碳邊境調節稅在行政上很難執行，或者說它的行政操作成本很高，而且別的國家會認為你在搞貿易保護主義。我本人沒法簡單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江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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